《开罗宣言》合法有效的理据

　　以上观点和推理，表面看来，逻辑严谨，依次递进，似乎颇有道理；但只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，这些观点和推理所依据的判断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均难以成立。这是因为：

　　第一，《开罗宣言》是一项国际条约，因为它具备国际条约的构成条件。具体表现在：首先，它是国家之间缔结的法律文件，其缔结者包括中、美、苏、英四国。其次，它以维护国际和平为宗旨，以国际法为依据。再次，它规定了缔约国之间的国际权利和义务，即缔约国在对日本停止战争的条件方面的一致，这些条件包括日本必须将台湾归还中国。第四，它是缔约国之间在结束对日战争方面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合意。因此，这个法律文件完全符合国际条约的构成条件（参见丁伟等主编：《当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研究文集》（国际公法卷）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52页）。除此之外，后来由中、美等国跟日本签署的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》也清楚地表明，不但美、苏、英根据《开罗宣言》和《波茨坦公告》承担了让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的义务，而且日本也明确接受了将台湾归还中国的国际义务。

　　至于其名称里没有“条约”字眼，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项国际条约。根据国际习惯法和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：“称条约者，谓国家间所缔结而成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，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，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。”这一定义不但未将特定名称作为构成条约的要件之一，反而明确指出条约并不限于“条约”为名的国际文件，只要它符合构成国际条约的条件，就属于国际条约并具有条约的法律效力。事实上，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》采用的就是“声明”一词，但这并不妨碍该《声明》是一项国际条约，并由中英双方将其作为条约登记于联合国秘书处。颇具权威的《奥本海国际法》也指出：“一项文件是否构成条约，不取决于它的名称。”（参见[英]詹宁斯、瓦茨：《奥本海国际法》第一卷第一分册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626页）。因而，以名称来判断一项国际文件是否条约的观点，有失法理依据。

　　第二，该条约对日本具有法律拘束力。这里涉及到国际法上的“条约对第三国的效力理论”问题。通常而言，条约只对缔约国产生效力，而不对第三国产生效力。但是，在国际实践中，并不是所有国际条约都不为第三国创设义务。譬如，《联合国宪章》第2条第6款规定，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必要范围内，非联合国会员有遵守宪章第2条第3至5款的原则的义务。在一些规定非军事化、中立化或国际化的条约，都为非缔约国创设了义务。《开罗宣言》的缔结国中之所以没有日本，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是战败国，是被处置的对象，它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，只有被动接受国际社会处置的义务。这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、意等战败国进行处置的《凡尔赛和约》一样，它对战败国的法律效力并不以战败国是否同意或签署为条件。

　　第三，《开罗宣言》规定将台湾归还“中华民国”的实质含义是将其归还中国。因为当时的中华民国（国号）与中国（国名）具有同一性，中华民国政府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行使主权的中央政府。近些年来，部分台湾学者凭籍历史上《开罗宣言》将台湾归还给了当时的“中华民国”，而推导出“目前台湾属于中华民国，而不属于中国（或中国人民共和国）”的论述。在大陆方面看来，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，其已完成了对中华民国的政府继承，中华民国已不复存在，当下据于台湾地区的“中华民国”与历史上的中华民国已不是同一政治实体，进而认为“台湾属于当下中华民国”的论述与国际法理和政治现实不符。但在台湾方面看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完成对中华民国的政府继承（“一国两府论”），或者根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所发生的政府继承（“一国两区论”），“中华民国”在台湾地区依然存在，并与历史上的中华民国一脉相承。当然，如何看待当下的“中华民国”，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，目前两岸尚存在着根本的分歧（在此不再展开分析）。但不容否认的是，尽管两岸在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抑或属于“中华民国”这一问题上尚存有争议，但不论属于两岸的哪一边，台湾属于中国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

　　结语

　　由上可见，《开罗宣言》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均符合国际法的原理和规范，是合法有效的法律文件，不容质疑或否定。这一法律文件是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的重要法律依据，也是当下台湾属于中国的重要法律证明。两岸携手正视《开罗宣言》的条约性质和法律效力，对于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。（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）